语言的抽象与精神的结构——关于朱维彬的抽象艺术

文：杨卫（中国美术批评家年会秘书长、著名艺术批评家、策展人）‍

抽象艺术的出现主要有两个来源：一个是从形式角度衍生出来，即通过语言的纯化，简化或抽离自然物象，将色彩、形状、线条等抽象元素的组合，表达主观情感和意念；一个是从精神角度转换出来，即把艺术作为一种精神和心理的投射，通过点线面等抽象元素，将人们对外部世界的关注引向内部空间。而这两种来源构成形式和内容的双向奔赴，均是在摆脱客观对象的牵绊，从根本上说都是为了获得艺术的自律与表达的自由。

朱维彬很早就对抽象艺术产生了浓厚兴趣。早在“85美术新潮”时期，还在重庆西南师范大学美术系读书的朱维彬，就开始了抽象艺术的探索。朱维彬之所以钟情于抽象艺术，当然与“85美术新潮”的时代环境有着密切关系。作为一场现代艺术运动，“85美术新潮”以破为立，强调的就是艺术家的形式创新与个性表达，而抽象艺术所代表的现代艺术形式，最能表现出艺术家的主观感受与自由精神，故而，受到了许多青年艺术家的推崇。朱维彬也不例外，他在西南师大读书期间，就开始大量阅读西方哲学，并从中了解现代艺术的起源和背景，开始了最初的抽象艺术探索。

朱维彬对抽象艺术的热衷，除了时代环境的影响，也与他的成长经历息息相关。朱维彬1963年出生于云南昆明，云南多彩的山川与生物的多样性，以怪力乱神等少数民族神秘文化，给了他丰富的精神营养，尤其是改革开放之初，“云南画派”的兴起，以一种新颖的形式横扫中国画坛，让朱维彬沐浴了某种春风。因此，朱维彬初涉绘画就疏远于所谓主题性创作，而是受到了诸如“云南画派”等形式探索的影响，再加之云南的丰富生态和多元文化对他的沁染，使其生命底色与艺术基调，都无一不具有反主流的异质性。所以，朱维彬80年代创作的绘画，大都具有抒情的意味与抽象的形态，如他1986年创作的《抽象》，1987年创作的《无题》等作品，就融合了东方文化的元素，以高丽纸重彩的表现方式，在“云南画派”的基础上，朝向抽象领域大大地迈进了一步。

1989年，朱维彬从西南师大毕业，被分配到北京工作。南北不同的生活方式与文化形态，给朱维彬带来了巨大冲击，尤其是北京作为中国的政治、经济和文化中心，所具有的主导地位，让朱维彬感到了某种压力。所以，他到北京后也尝试过改变画风，比如他90年代初创作的《灵魂舞蹈系列》《拼贴系列》《人气系列》等作品，就试图将某些社会性的内容，融入到自己的画面之中，丰富其抽象的形态。不过，朱维彬很快就发现，这是一个矛盾。因为关注社会现象，就容易使作品变得表面化和图解化，而专注内心世界，就难免不排斥外在因素，这是鱼和熊掌的关系。朱维彬在这个矛盾之中独自徘徊，最后还是果断地做出了选择，那就是沿着自己的志趣，坚定地走自己的路。这个义无反顾的决定，驱使朱维彬一方面辞去公职，成为了职业画家；另一方面则将艺术观念从外部转向内部，从而催生出了他后来的作品，即以线条为主表现精神结构的抽象绘画。

朱维彬后来创作的这些抽象作品，主要是以线条和几何的构成为表现元素。在西方抽象绘画的发展历程中，这是一条主要的文脉，如康定斯基、蒙德里安等人，都曾做过这方面的挖掘和探索。但与那些西方艺术大师不同的是，朱维彬对线条的运用，不仅仅只是为了造型的需要，更多还是出于精神的诉求。朱维彬的这种迥然有别，源于他对中国书法的理解。中国书法作为一种情感符号，早已从文字表意中抽象出来，成了独立的美学语言。这正是中国传统绘画多用书法运笔的原因，因为其笔墨的独立性，不仅可以帮助中国画传神造境，更为重要的是能够反映出画家的精气神，即所谓“一撇一捺见精神，一折一钩寓气象”。朱维彬一直对中国书法情有独针，早年就尝试过将书法融入画面，创作了大量的宣纸作品。因此，他回到布面油画和丙烯画的创作，也无不吸收了书法用笔，并借鉴了宣纸呈现出来的视觉效果。

在朱维彬的抽象作品中，书法用笔显而易见，比如他画面中的每根线条，几乎都有浓淡干湿焦的变化。这种完全不同于西方绘画以线条为造型服务的表现方式，构成朱维彬抽象艺术的特点，使其笔下的每根线条，都具有了生命的呼吸感和独立的审美价值。同时，朱维彬又借鉴了中国画层层罩染的表现方式，将深浅不一的线条反复勾勒和涂抹，从而加深了表现的层次，在将我们引向他作品内部的同时，也看到了东方美学的某种神秘性。当然，朱维彬的抽象画不是回归传统，恰恰相反，他是将某些传统因素提炼出来，与西方艺术进行更为深层次的融合，从而在更高意义上完善一个当代人的精神结构。正如朱维彬的作品大都以刚劲有力的笔直线条为表现语言，始终围绕着大小的几何构成展开一样。从这些线与线的交织、几何与几何的重叠构成中，我们不仅感受到了朱维彬丰富的心理层次，也感受到了他将西方文化消化后的力学之美。

2024于北京通州